1949年12月23日的凌晨，在简阳贾家场一间土屋内，国民党第十八兵团中将司令李振走了进来，看到面前的几位年轻干部，脸色顿时变得沉重。对方的副师长涂学忠仅三十多岁，其余的几名干部更是年轻。李振愤怒地拍了拍桌子：“你们不讲信用！我要见刘伯承。”数天前，胡宗南在新津开了最后一次会议，部署了“川西决战”，然后便逃离，留下十多万 troops 在成都周边孤立无援。李振通过地下党与解放军建立联系，得知刘伯承愿意见他，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前来，没想到却面对了一群年轻人。

涂学忠没有急于辩解，而是拨通了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的陕西口音是李达，第二野战军的参谋长。李达冷静地解释，刘伯承正在前线指挥围攻李文兵团，实在无法抽身，临走前已交代好，李振的任何要求都会满足。他还补充道，李振前来并不是投降，而是为了给成都的百姓留条活路。李振握着电话，气愤逐渐消退。他本就意识到战局紧迫，刘伯承未能亲自到场并非不重视他，而是他感到面子有些挂不住。作为国民党军队的老兵，从小兵一路升至司令，李振一生最在意的就是被他人尊重。李达的话让他感到被重视，心情有所缓和。

李振，生于1900年，家境贫寒。十八岁时追梦南洋，却因台风滞留于汕头，意外参军，经历过战争的考验，最终爬升至国民党的要职。尽管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，逐步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融入核心圈。促使他最终决意起义的，除了战局的严峻，还有一位老部下叶剑英传来的信：“再不起义就晚了。”这番话，让李振深感紧迫。12月25日晚，他召集手下将领，宣布起义的决定。三十六军的军长朱光墀则带着部分部队向西撤退，离开时并未对李振下手，反而留给他保卫的队伍，最终将两万多人转变为解放军的力量，成都的工业和防线完整交接。 南宫娱乐平台官网入口

李振那一瞬间的激动，实则是作为旧军人在乱世中维持的最后尊严。他从李达的话中感受到的尊重，并非因为条件优渥，而是作为一个人被看待，而非走投无路的失败者。此后他在四川任职多年，后来到美国探亲，但在半年后回国时感慨“美国虽好，不是家”。